突发事件
5月12日上午，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一架重庆飞往拉萨的航班冲出跑道导致飞机起火。目前详细情况正在跟踪。
说起飞机失事，或许很多人都会想到马航MH370，这场空难导致飞机上包括机组人员在内的239人遇难，遗体至今无法寻回。
然而，19年前，我国也曾发生过一起飞机空难，其惨烈程度比起马航MH370也毫不逊色，但与后者不同的是，这场灾难却是人为制造的。
2002年5月7日晚上9点22分，大连空域。
从首都机场起飞的中国北方航空CJ6136飞机，以正常的状态在万米高空中飞行，按照计划，这趟航班将会在几分钟后到达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
很快，机组人员就和塔台取得了联系，飞机在放缓飞行速度的同时也开始下降飞行高度，为后续的降落做准备。
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飞机尾部的客舱突然失火。
很快，火势又进一步加大，滚滚的浓烟充斥着飞机的每一个角落，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从外面看，飞机的尾部不断冒出黑烟，像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21时24分，机组人员给塔台发出了最后一条消息：“机舱着火了！”
此后，CJ6136飞机宛如喝醉酒的壮汉，从人民广场、中山广场和石油七厂上空飞过，跌跌撞撞地朝渤海海域飞去，最终一头扎进了距离周水子国际机场20公里外的渤海湾中。
经确认，飞机上10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就是当时震惊国内外的大连5.7空难。
离奇的事故，被否认的因素
时至今日，在提及大连5.7空难时，百城君依旧有着诸多的愤慨。
相比于马航HM370的“天灾因素”，这起空难事件却是源于一个人的恶念。
CJ6136飞机失事后，大连市政府当即组织搜救船只，对飞机坠毁海域进行救援。第二天凌晨3点多，国家又派出“5.7”空难处理小组，赶赴大连。
众所周知，任何事情的出现无非两种原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起初，处理小组也曾怀疑过这场事故的发生源于内部因素，为此详细地对机组人员和飞机展开调查。
然而，得出的结果却彻底打消了人们的这个猜想。
首先是机组人员。
CJ6136飞机的机长名叫王永祥，他不但是一名技术精湛的飞行员，而且还担任北方航空公司训练科的科长，飞行超过11000小时。
副机长陈锡明的飞行时间虽然没有王永祥那么经验丰富，但也超过了3000小时，妥妥地“老手”。
随机工程师潘明奇更是不得了，他是从空军转业过来的，曾获得过军区级“十佳飞行员称号”。
这样一个“天团组合”，要说一个人出现操作失误或许还有可能，但三个人同时出现操作失误的可能性却比中彩票还低。
再说说飞机本身。
民航客机的飞行寿命是30年左右，超过这个年龄限制就有可能出现危险，而失事飞机却并未达到这个年限。
CJ6136飞机是由美国麦道公司授权上海飞机制造厂组装的，彼时，这种类型的飞机一共组装了25架，从投入使用到事发前，飞机的飞行时间仅有8年，运行状况也十分良好，从未出现过任何大的故障。
换而言之，如果把CJ6136飞机想象成一个人，那么他正处于身强体壮的30岁，不可能出现问题。
机组人员经验丰富，而飞机本身也没有任何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场事故的发生呢？
为此，处理小组又将目标放在了“外部因素”上。
关键证据，浮出水面的真相
众所周知，飞机在飞行过程中遇到恶劣天气，也可能会出现意外。
2002年5月7日这天晚上，从首都机场到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这段路程，不说星空万里，但也是一个十分不错的晴朗天气。
因此，天气因素基本可以忽略。
CJ6136飞机坠毁后，搜救队对失事海域进行拉网式搜救，累计出船1421艘次、参与搜救打捞人员17742人次，搜救时常更是达到了6955个小时。
在众人锲而不舍地搜寻下，除了92名乘客遗体外，飞机残骸和两个黑匣子（即飞行记录器和交谈记录仪）也相继被打捞上岸。
大家都知道，黑匣子往往是了解空难发生原因的关键证据，在得知两个黑匣子被打捞上岸的消息后，有关部门立马展开了数据读取。
经过一系列的分析后，专家们给出3点结论：
飞机的着火地点是在机舱；
起火后，机组人员曾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灭火，但效果甚微；
着火几分钟后，火势就失控了。
在这三点结论中，“火势很快失控”一词，引起了处理小组的注意。
通常来说，飞机内部着火无非三点原因：
飞机燃油泄漏，接触到明火；
烤箱意外起火；
燃油不纯，供油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发动机失灵。
但这三点可能，很快就被否决了。
飞机燃油的管道是在铺在地板下的，而打捞出来的飞机地板没有任何损伤，烤箱也没有丝毫着火的痕迹。
发动机是在机舱外部，如果是发动机失灵着火，那么最先着火的地方也应该是舱外，而不是客舱内部。
更为重要的是，飞机的绝大部分部件都是耐火阻燃材料，就算是电子设备或部件起火，也不可能燃烧得如此快，机组人员完全有足够的时间灭火。
在种种推测和验证下，飞机失事的原因逐渐露出水面——这场悲剧，极有可能是人为破坏故意造成的。
案件调查进展到这一步，每个人的眉头都更皱了，众人始终想不明白：是谁故意造成这场悲剧的，他是用什么方式点燃火灾？
可疑的中毒，凶手初现
CJ6136飞机失事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或许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遇难人员被打捞上岸后，法医专家们曾对他们的遗体进行尸检，结果让人震惊不已：
“飞机在坠入大海前，机上的人员就已经出现了一氧化碳中毒现象，而位于机舱前端的三名驾驶人员（王永祥、陈锡明、潘明奇）的身体虽然没有烧伤迹象，但血液中的碳氧血红蛋白含量却已经超过了41%。”
这一结论，不仅确定了三名驾驶人员的清白，以及火灾起点不在驾驶室的猜想，而且还证明了火灾中的着火物质燃烧不全，众人吸入大量一氧化碳的事实。
如此一来，CJ6136飞机上的乘务组和乘客都有犯罪的可能。
随后，处理小组对乘务组生前带上飞机的物品进行多次调查，但都没有找到可疑物品。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乘客携带易燃物品，飞机降落时起火，才导致了这场人间惨剧。
虽然飞机上有103名乘客，但专家还是很快给出了确认办法：那个携带易燃品的人，必然最靠近火源，他的烧伤程度和身体情况肯定会和其他人有所不同。
凭着这个观点，法医们对那些烧伤情况比较严重的遗体进行反复检验，最终，他们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人。
说这个人特殊，并不是指身材和外貌，而是他的烧伤情况和别人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其他乘客的遗体，顶多出现两三处严重烧伤的痕迹，但这个人的大部分身体都有严重烧伤，尤其是从腰部到腿部尤为明显，由此可以断定，这名乘客离火源中心非常近；
除此之外，法医专家还发现，该乘客在着火过程中始终保持固定坐姿，一直到飞机坠海。
很多人都看过电视剧里“烈火焚身”的画面，按照正常情况，一个人身上着火时，必然会惊慌失措，东奔西窜，“火中稳坐”这种事，但凡是正常人都不会做。
毫无疑问，这名乘客的嫌疑最大。
经过DNA坚定，该乘客名叫张丕林，而他当时购买的机票座位，恰好是在飞机机舱后部分。
然而，单凭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张丕林就是“纵火凶手”，为此，法医对其遗体进行了进一步的尸检。
检查发现，张丕林的气管和残骸中，存在普通汽油和汽油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碳、氮氧化合物和二氧化硫等成分。
而他的足部右侧则带有点状的灼烧痕迹，这种痕迹通常都是助燃剂爆发后飞溅到人体身上才会产生的。
说到这，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难道就不能是飞机内部着火时，张丕林恰好不幸坐在最近的位置吗？”
事实上，飞机用的航空燃油和普通汽油是不同的，燃烧后产生的成分也不一样，换个角度来说，倘若有人点燃火源后扔到张丕林身上，他又怎么可能一直淡定地坐着呢？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是张丕林将汽油携带上飞机，并且在自己的座位上纵火，导致大连5.7空难的发生。
虽然凶手已经确定，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
张丕林是以什么方式将汽油带上飞机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5瓶可乐，7份保险
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飞机安保措施总体上来说已经是非常全面到位，每个乘客在登机前都会进行严格的检查，将易燃品带上飞机是一件极为苦难的事情。
那么，张丕林又是如何做到带着汽油上飞机的呢？
和坐高铁一样，搭乘飞机时，乘客所携带的物品都会通过安检，确保没有危险物品，而安检都装有摄像头，可以查看录像。
很快，刑侦人员就赶往首都机场，调取了CJ6136飞机乘客登机时的录像，查到了张丕林通过安检时的视频片段。
录像中，张丕林的一个行为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他在登机时携带了5瓶大瓶的可乐。
坐一趟飞机，带这么多可乐回家干什么？这又不是去批发市场进货。
刑侦人员猜测，张丕林带上飞机的汽油，很有可能就混杂在这些可乐中。
但是，仅凭X光拍摄的录像，根本无法断定这个猜想。
想尽办法的公安人员，最终选择采取“最笨的方式”：模仿张丕林的行为，将装有汽油的可乐和原装的可乐，一同送入安检系统，再通过拍摄画面进行区分。
经过仔细的观察，众人发现张丕林携带的5瓶可乐里，有一瓶“可乐”的颜色和装有汽油的“可乐”极为相似。
公安人员认定：张丕林就是通过可乐和汽油颜色相似的方法，将汽油带上飞机。
都说“无利不起早”，张丕林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制造这场空难，其目的到底是什么？
为了进一步确定张丕林的作案动机，公安人员对他生前的行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在飞机失事前，张丕林曾购买7份保险！
在那个年代，买保险这种事远没有如今这么深入人心，纵观大连5.7空难的103名乘客，也只有44人购买了航意险，连一半的人数都达不到。
而张丕林却一口气买了7份保险，莫不是他一开始就知道空难会发生？
当然，未卜先知这种事只存在于小说中，换个角度来说，张丕林买这么多保险，目的只有一个：制造飞机失事悲剧，骗取高额保险赔偿。
人们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又是什么原因让张丕林化身“恶魔”，做出如此泯灭人性的选择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还要从张丕林的人生履历说起。
一己私欲，泯灭人性
1965年，张丕林出生在辽宁大连。
据他的同学回忆，张丕林家庭条件不错，从小到大都不曾为钱发愁，他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人品也算可以。
18岁那年，张丕林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半导体和光学，之后，他又考取了该校的研究生。
那个年代，大学生的含金量远比今天来得更高，更何况是研究生。
毕业后，张丕林被安排到大连市公安局工作，后来又被调到辽宁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工作。
期间，他还当过办公室主任和总经理助理。
虽然事业步步攀升，但张丕林却始终觉得自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既不满足已有的晋升速度，也瞧不上那“微薄”的工资。
心高气傲的他，最终选择辞去工作，并于2001年8月开了一家装修公司。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因为管理不善，张丕林不但没有挣到钱，反而欠下了许多债务，职场失意的他，之后干脆“破罐子破摔”，染上赌博的恶习，败光家产后又借了许多高利贷。
就这样，他的路越走越窄，内心的恶念也越积越多。
在过着被追债的日子的同时，张丕林还被查出癌症晚期。
自觉人生无望，心若死灰的他，至此萌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购买保险，制造飞机事故，让家人获取赔偿。
据悉，张丕林所购买的7份保险，每张保额为20万元，共计140万元。
这笔钱放到现在，或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不仅能让他的家人还清债务，还可以从此过上富足的生活。
然而，“悲剧”的人生始终无法遮掩张丕林丧尽天良的行为。
他为家人谋取后路的“良苦用心”，本质上却是枉顾他人性命，泯灭人性。
用111条生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行为实则与恶魔无异。
张丕林被查明是大连5.7空难纵火者后，6家保险公司纷纷拒绝对他的家人理赔，因为根据规定，人为造成的损害不在理赔范围内。
尽管事后张丕林的母亲曾起诉6家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但最终被法院依法驳回了她的诉求。
张丕林终究为自己的疯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费尽心思的打算最终也全部落空。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机组人员在危难关头舍己为人的高尚精神。
被永远铭记的尊敬
大连5.7空难发生后，官方并没有选择公开破案细节，网上也因此出现了许多质疑。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逐渐明白了官方的良苦用心。
毕竟当时的安检技术尚无法完全识别旅客行李中的液体是否有危害性，倘若公布案件细节，无疑是给某些潜在的危险分子“提供”了作案途径。
尽管真相露出水面，但关于这件案子的疑问也同样存在，很多人都无法理解：CJ6136飞机失事时明明距离周水子国际机场很近，为什么机长不选择紧急降落到机场，而是飞到渤海湾？
事实上，当时该飞机上仍存有大量燃油，在已经着火的情况下，坠毁后必然会发生爆炸，机上人员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机长王永祥同样明白这一点，他所能做的就是将这场事故的损失降到最低。
彼时，坐落在该区域的除了周水子国际机场外，还有居民区、商业区，以及甘井子工业区。
因为事发突然，时间又极为紧迫，根本没有提前准备的余地，倘若飞机降落在人口密集的区域，必然将会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工业区同样不能成为坠落的选择，不说其他，单单是里面大量的石油和化工物品，一旦飞机坠落于此，极有可能造成连环大爆炸，其后果比降落在居民区更加严重。
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机组人员才不得不将飞机坠落在海上，减少国家损失。
可以说，CJ6136飞机的机组人员在生死关头，心中想的依旧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他们舍己为国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佩。
大连5.7空难不只是一场悲剧，也是一次沉重的教训。
如今，我们在过安检时，需要打开自己的水杯或瓶装水，喝上一口才能通过，也正是源于这场事故的经验。
在这场悲剧中，人们即看到了张丕林的恶，也看到了机务人员的善。
虽然二者永远都会被人们铭记在心，但张丕林获得的是臭名昭著，而机组人员却会被众人所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