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事件材料作文600字，并附上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网友认为罗尔是在炒作，甚至有人质疑罗尔的目的。但也有人表示支持罗尔，认为他只只是单纯的捐款，并没有别的目的。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来看看罗尔的微博。他的微博名叫“上海拾荒妈妈罗一笑”。这个名字乍一看很普通，但仔细看就会发现，这个名字有一个“笑”字。
忆及女儿，罗尔掩面，“我是个坏爸爸”。沉默许久，再抬起头时，他叹了口气说 ：“只有上帝能审判我。”
每日人物 / ID：meirirenwu
文 / 卫诗婕 编辑 / 金焰
微信的一处系统失误，让两百万漏进了罗尔的账户，也彻底将他送上人民的审判台。此前，他是一个文人，一个父亲，一个求救者。而一夕之间，相继爆出的“负面消息”使他沦为一个人人围剿的骗子。他越是声嘶力竭，越是离题万里。
爆发与反噬在罗尔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足见互联网的浩瀚与汹涌。罗尔的经历并不陌生。然而，数月过后，这个被千夫所指的“骗子”形象依然模糊。我们试图清除那些覆盖在网络信息碎片上的情绪和想象，尽可能地还原一个父亲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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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的女儿罗一笑去世已逾百日。她生前养的乌龟“丞相”经历了一整个冬眠，终于在春日里苏醒，这几日开始进食。罗尔总对着它出神，想着要不要将它放生。
他换了一个手机，之前的酷派因系统故障已经报废，上面贴满了笑笑生前喜爱的卡通贴纸，舍不得扔，装在盒子里收藏了起来。
手机背面是罗一笑生前贴的贴纸。图 / 卫诗婕
女儿去世后，他很快强迫自己坚强起来，因为“尚有许多亲人要去安慰”。
前不久的清明，罗尔回家乡第一次面对正被孙女夭亡折磨的父母。推开门的刹那，见到坐在床上的老父亲眼噙着泪，颤抖着望向自己，此前做的所有心理建设全部失效，他感觉慌张，眼泪差点夺眶而出。照例为父亲端水擦身时，他伸手想要帮老父亲脱去外套，父亲却紧紧地抓住领口不动，面色凝重。
罗尔最害怕面对这些，对于失去至亲的苦痛，他深感安慰的苍白无力。
妻子文芳也并未从阴霾中走出，她遗憾没有在笑笑生前为女儿洗印过照片，一股脑地去店里洗出200多张，挑了几张最好的，在客厅摆了出来。
罗尔担心妻子，但并不阻止她的行为。他至今不敢在文芳面前主动提起笑笑，偶尔，他会跟随妻子一起做些纪念女儿的事。有一回，他与妻子去了一处街区花园，那里有笑笑生前喜爱的两条流浪狗，她为它们取名攸利和豆包。夫妇俩在公园里转了半天，还是寻不到两条狗的踪影，悻悻而归。
罗尔和妻子
“她总想养条狗，我只给她买了一只乌龟。”笑笑走后，罗尔总有这样的遗憾，遗憾在女儿生前对她太凶，没有带她去更多的地方，没能为笑笑及时转院，去广州、去北京……
今年4月的一个午后，在深圳20多度的天气里，罗尔不停地用手抹着脸上的汗珠。他患有甲亢，走起路时会非常大力地甩手。谈起笑笑，泪光就会涌现，他会在眼泪溢出前将它拭去。
罗尔粗眉，眼睛细长、鼻子宽大、厚嘴唇；激动时，五官常挤在一起，眉心之间压出褶子；说话时口齿不清，还有些结巴，情绪越是激动，表达就越含混不清，叫人听着吃力。
罗尔家住在一栋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居民楼里。没有电梯，楼道里靠声控灯照明。从前，笑笑人小，脚步轻，上楼时灯总不亮。现在，每天下班回家的罗尔在爬上7楼时，总是刻意放轻脚步，在黑暗中感受女儿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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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罗尔坐在办公室里编辑当日发表的公号文章。1月以来，他的公号主要发布“寻人公告”，截至目前，已经帮助4个家庭寻得失散多年的亲人。这位媒体人“立志”，要借助罗尔事件的影响力，将“罗尔”公号做成一个专业的寻人平台。
去年10月，罗尔撰写的求助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如同核爆，至今已经突破1亿点击量，在微信上收获赞赏200多万元。但随后，“诈捐”、“带血营销”等质疑接踵而至，人们对罗尔由同情转为憎恨。网络上，有人直接骂他是“骗子”。
如今，罗尔没有放弃向世人证明，他不是一个坏人。
每天，他会陆续收到许多人的寻人信息，经过筛选、求证和编辑，最后发布。因之前事件积攒下的关注度，许多商业广告纷纷找上门来，罗尔一一拒绝。
许多白血病友会找到公号来求助，他们通常一股脑地描述自己的困境，希望罗尔帮助其发起募捐。罗尔跟他们解释：微信上不能发起私人募捐，再根据对方的情况，给出200元至20000元不等的援助。
“‘小铜人’给的50万元，笑笑的治疗并没有花完。”罗尔说，“这笔钱在我手里，我想用这种方式散出去。”
风波过去4个多月，罗尔深深陷入对自我的反思与怀疑中：他至今不认为自己存在主观上的过错，“但那么多人说你错了，你可能确实是哪里做错了”。
在一次单独见面时，他更深入地剖析了自己的内心，几乎是自我审判式的：“一直以来让我内心深感罪恶的，是从笑笑生病到她去世，我从没停止过琢磨，如何把文章写得更动人，从而获得更多赏金。”他强调，这种琢磨，出于为女儿筹钱治病的渴求，但同时，也出于一种“文人的虚荣”。
1990年，22岁的湖南文学爱好者罗春旺不甘心在湖南一辈子做个农民，揣着向朋友借来的300元钱和文学梦，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辗转来到尚未开放的深圳。在特区南头检查站的门外，他爬上一辆运送鸭子的货车棚顶，冒险闯关，混进了深圳。
罗尔家的楼道。图 / 卫诗婕
从一名保安做起，靠着业余时间向各大媒体投稿，他如愿被深圳《女报》破格录取。在此之前，他将带着“乡土气息”的名字罗春旺，改为笔名“罗尔”。
因为高中辍学，他一直以合同工的身份工作了十多年，直到2005年被评为当年的“优秀外地来深建设者”，破例进入单位的编制。从此，他是深圳人罗尔，此后更一路升任为新刊《新故事》的主编。
从农民到主编的身份逆转，在罗尔的家乡一度被奉为励志佳话。这段奋斗历程，也被浓缩为他笔下的文章，投给老家省份的一次“中国梦”征文比赛，还得了一等奖。
这位逆袭的榜样时而自满于现状，比如在自己公号里一篇文章里写道“我有三套房，两辆车，一家前程无限的广告公司”。不过，他解释，那篇文章是“小说创作，人物和故事纯属虚构，并非作者自传性作品”。但这个细节，在后来的罗尔事件里，成为一个伏笔。
他承认，人到中年的自己有时也会幻想，“能否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
罗尔曾不止一次向妻子“炫耀”，通过写作获得赞赏，“笑笑治病的钱有着落了”。
“现在想来，‘卖文救女’的说法其实不太合适。”如今，罗尔终于明白，“我总以为是凭借我的文采获得了赏金，其实只是大家出于同情给我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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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患病后，罗尔有机会得到慈善机构的帮助。但是，他拒绝了。
豆腐app创始人王佳斌称自己曾主动联系罗尔，想为笑笑申请一家白血病慈善机构的资助，罗尔拒绝的理由是“笑笑的治疗花费尚可控，自己并非走投无路，不想占用社会的资源”。
多个朋友陆续为罗尔联系了几家慈善机构，他一一拒绝，反而为几个情况更困难的病友接洽了慈善机构。德义基金会秘书长周家沛告诉每日人物，罗尔是一个热心人，“他曾找我帮助两个因缺少医药费而被停药的外地孩子”。
王定超向每日人物证实曾得到过罗尔的帮助。他是个单亲爸爸，从外地来深圳打工，与罗尔在深圳市儿童医院病房内相识。2016年8月，他的儿子王东被诊断患有白血病，因经济困窘一度停药，罗尔在此时相助。
在笑笑患病的早期，罗尔一直致力于在病友间“传递正能量”。一直顺风顺水的他显示出更多乐观。他给小女儿取名为“一笑”，也是希望她凡事宽容，笑对人生。
现在的他，却更多将那时的乐观看作某种程度上的自大。他说，自己从未停止过对女儿的愧疚，不再向任何人提起笑笑。
直到那篇广为流传的《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在语无伦次的行文间，罗尔显露出极大的悲伤和恐慌。10月23日下午，女儿笑笑再次病危，进了重症监护室，“文芳趴在我的肩膀上哭。重症监护室的费用，每天上万块，她悲痛我们花不起这个钱，更悲伤我们花了这个钱也可能救不了笑笑的命”。
在那篇日后收获1亿阅读量和200多万元善款的文章里，罗尔所写的“每天上万块”，没有明确指出其中一部分由医保报销。在另一篇发布在个人公号上《谁的心中都有一把锤子》中，他披露：笑笑第一个月的住院花费为41000元左右。他并未提及，如若通过医保，自付比例仅为30.75%。
事实上，深圳市儿童医保是目前为止国内保障比例最高的福利性保险，每年的报销上限是60万元。不过，医保目录外药物要全部自付。
加之，更早时间里，有人在网上指出：罗尔有房有车，名下拥有3家公司，却坐拥200万善款。
这些信息叠加在一起，致使罗尔的“人设”，在数十个小时里，从无助悲伤的父亲，变成“带血营销”的骗子。而他的 “队友”刘侠风，在试图跟公众沟通的媒体见面会上，被记者敏锐捕捉到的不合时宜的“一丝兴奋的情绪”，以及“见证了一个奇迹”的说法，成为压垮大众愤怒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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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罗尔这样解释当时没有指出“报销”的心理：“文章是冲着社保局写的，当时很沮丧。”罗一笑的医保卡有段时间不能正常使用，报销尚未实施，费用并未结清，他不确定报销部分能否顺利通过。
站在舆论风暴中心时，罗尔也试图“自我澄清”。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告诉公众，他主办的月刊《新故事》已于2016年初停刊，身为主编的他每月只能领到4008元的基本工资，工资还一度被拖欠，为付医药费刷光了银行卡中所有积蓄，每月还需偿还5000元的房贷，财务状况十分不堪。
他也解释过自己的3套房产缘何不能买卖——笑笑是罗尔与现任妻子文芳的孩子。他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2002年离婚时，他与前妻口头协议，将位于深圳的房产留给他与前妻的儿子，因此此处房产他无权买卖。
然而，这段自我辩白，在网络上被概括为“罗尔：房子要留给儿子”，又引发舆论对他“重男轻女”的愤慨和嘲讽。
在另一则视频中，罗尔面戴口罩，突然爆发痛哭：“没有人关心我的女儿，是不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大家只关心我是不是骗子，我真的好绝望啊。”
舆论最汹涌之际，也是笑笑病得最重的时候。几乎整个12月，她都躺在重症监护室内，极少睁开眼睛。罗尔也逐渐失去了向媒体解释的意愿，他每周准时在探视日赶到医院，其余时间则躲在家里，避不见人。
罗尔向记者展示人们送给笑笑的贺卡。图 / 卫诗婕
有媒体长时间在罗尔家门外敲门。妻子文芳已经有些恍惚。某一天，她执意要去莲花山公园看一眼，那是深圳市区一处地标，园里有一颗异木槿，每年12月花期，笑笑总会来这照一张照片。这天，树上的花朵稀疏，文芳似有预感地说：“花已经不盛了啊。”
笑笑没能熬过那个冬天。在笑笑去世后不久的某天，年近60岁的同事庞祝君站在罗尔家的小区门口流泪，哽咽着给朋友打电话：“来罗尔家，带他们出去吃饭吧。嫂子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了。”
今年春节，罗尔独自一人回到湖南老家祁东。父亲年迈，患病多时，罗尔刻意向他隐瞒孙女去世的噩耗。妻子文芳担心自己难掩情绪穿了帮，坚持留在深圳。
老家的乡亲早已在网络上得知了轰动一时的“罗尔事件”。乡人们震惊于那个“从小看到大”的“出息孩子”竟然成为网络上人人讨伐的骗子。一次，罗尔母亲因小事与邻居发生口角，对方一时愤起大喊：“你儿子是个骗子！”
正月里一天的后半夜，罗尔抱着几束烟花，独自一人走上一座高高的土坡。点燃引线，先是闷闷的一声响，紧接着伴随一声更脆亮的爆破声，明亮的火花便散开，他努力高举烟花棒，一边自言自语：“这是爸爸给你放的烟花，宝贝，你看得见吗？”
罗尔目送笑笑的遗体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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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罗尔，他的前同事谢旎回忆，整个12月，她与《女报》前同事几乎都在网络上与身边的朋友疾呼、论战，直到大家筋疲力尽。
“我几乎都快怀疑世界了。”时隔4月，在接受每日人物采访时，她依然露出迷惘的眼神。在罗尔的一众朋友与同事口中，罗尔被描述为“比大多数人都要善良的好人”。很多人不约而同地讲起同一件事：
身为主编，罗尔掌有每篇稿子的生杀大权。但往往在版面紧张时，他会压下自己的稿子，让同事们的先发表，“尽可能先保证大家的收入”。
许多熟悉罗尔的朋友也评价他，“从没逃离过农民的身份和影子”。他常年穿几十元一件的棉衬衫和T恤，脚上的鞋不会超过200元，“从未见过他和妻子有任何奢侈的开销”。在外吃饭必定团购，吃不完则要求打包。
另一个在同事间盛传的故事是：罗尔于两年前向银行贷款43万，在东莞购置了两套大约30平的酒店式公寓，但至今未拿到产权。开发商声称“以租养贷”：头5年，由开发商经营，每月租金返还给业主。按照合同，产权应在2015年底完成交接。《每日人物》记者致电该售楼处，得知与罗尔同批购房的业主均尚未拿到产权，且该种交易模式已被终止。
“我们这些朋友跟他说过好多次，他被骗了。但他至今不相信。”谈及此处，庞祝君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在深圳，罗尔连中产都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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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罗尔，更多人从“罗尔事件”里获取反思。公益人士邓飞在《复盘“罗尔事件”》中写道 ，“有人开始反驳凭什么罗尔一定要先卖房子，才能向社会求助。很多人也从罗尔想到了自己——有两三套房子却现金不够，但也是伪中产，如果孩子生病，就只能按照先卖房卖车卖珠宝首饰，进入‘孩子患有大病＋父母极度贫困’模式，才能向社会求助吗？”
于是，有人汲取罗尔的教训，在个人求助文章里如实表明财产真实信息、募捐数额和反馈流程，再交由社会自由抉择。
当舆论跟随热点涌向别处时，留给罗尔的“骗子”标签，令他至今难以摆脱。一家出版商顶着亏损的风险，履行了早前的合约，为他出版了新书，但销量惨淡，该书在豆瓣上被评为2.3分，成为豆瓣史上最低。
在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罗尔对一位记者说，“我知道我已经身败名裂”。
微信上，仍有人跑到公号“罗尔”处赞赏，有人给他留言：“罗先生，你错在踩在了社会的痛处，你必须比绝大部分人更惨，才有资格获得整个社会的同情。”
有一天，工人来家维修坏了的冰箱，罗尔与对方合力将冰箱搬开，在角落里发现一把戒尺——那是罗尔曾用来“惩戒”笑笑的。有一回，笑笑不听话，吵闹着不肯去洗澡，罗尔发怒了，用戒尺预备打她的屁股，谁知戒尺一挥，笑笑本能地躲开，一尺子打在了她的腰上。
忆及此处，罗尔掩面，“我是个坏爸爸”。沉默许久，再抬起头时，信仰基督的他擦干了眼泪，叹了口气说 ：“只有上帝能审判我。”
罗尔参加教堂礼拜。图 / 卫诗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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