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的历史真实事件。这里面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为了争夺上海，发动淞沪会战的故事。在这场战争中，日本鬼子的装备非常先进，而且武器精良，在中国军队眼里，这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然而，就是这样一场看似不可能取胜的战争，却打出了中国军队的气势，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这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失去了民心，他们不再是那个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铁血军队了。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帝王，他在统一中国、创立政制、厉行法治、整合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大秦帝国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势。然而，大秦帝国却二世而亡，让人扼腕叹息。叹息之余，爬梳尘封日久而又卷帙浩繁的史料，历数大秦帝国治国理政之非，更让人错愕不已——秦始皇的一些文明进步之举，却成了秦朝覆亡的重要因素。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认识客观历史规律和人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殊为不易。然而，作为世界上唯一一种灵智开化的高级动物，人类富有参详自身历史的高度自觉，有能力不断破解历史的诡异谜团，促人反思和警醒，从而避免重蹈覆辙。
1、 理性自负不是理性成熟的表现。秦国统一天下后，究竟应该实行郡县制，还是实行分封制，抑或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管理体制，对大秦帝国的发展走势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始皇二十六年，朝廷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实行何种地方管理体制。在廷议上，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史记•秦王本纪）遂分天下以三十六郡。
郡县制与分封制有本质不同。金景芳指出，分封制的原型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受封的对他所分得的土地都有直接统治权。食邑则不然，只是指定某一地的赋税作为某人的收入。至于某地的统治权，仍有君主派人去执行，食邑者不得干预。郡县制，封君列侯仅享有食邑租税之权，而且还要受所在地的地方官监督和管理。地方官无论血统，由朝廷任免，直接对朝廷负责，不存在世袭罔替，最大限度地解决了诸侯势力不断膨胀尾大不掉甚至与朝廷分庭抗礼的问题，它适合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
王绾并没有反对在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的秦本土等地实行郡县制，只是担忧燕、齐、荆地远，“黔首未集附”，旧贵族残余势力伺机作乱复辟，这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需要暂行分封制，置王以增强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
秦虽并天下，但天下并不是铁板一块，还有许多明隙暗纹，不及时加以弥补、焊接，很可能还会四分五裂，而李斯不察或根本不在意这些，只管开天窗、唱高调，蹈虚空、行急政，一刀切地推行郡县制，成为秦朝速亡的重要因素。
史书记载，项梁、项羽、张良、魏咎、张耳、陈余等，就在燕、齐、楚这些地区隐姓埋名，阴结党徒，并与游士广通声气，伺机而动，以恢复昔日的割据局面。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时，这些地方的旧贵族残余势力闻风而动，如项梁、项羽、景驹乘机起于楚，田儋、田荣、田假起于齐，韩广等燕国旧贵人、豪杰起于燕，各种反秦势力迅速合流，并不断扩大，终致起义烽火呈燎原之势不可遏止。其重要的原因是，秦始皇没有采纳王绾在这些地方置王的建议，导致这些地方各级政权组织缺少忠心和权威，武备松弛，缺乏强大的社会控制力，而朝廷和强悍的禁卫军远在咸阳及其附近，且禁卫军不可轻易调动远征，主要军事力量又集中部署在上郡以北、五岭以南的边疆地区，鞭长莫及。
班固说：“秦姗笑三代，荡灭古法，且自号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刘邦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汉初以郡县制为主体，郡国并行，主要在燕、齐、楚故地置王，度过了国家初创的脆弱稳定期，避免了重蹈秦朝覆辙，巩固了统治地位，开创了几百年的王朝基业。可汉初如果刘邦对地方一律实行郡县制，恐怕刚刚统一的国家旋即会杀伐不已、四分五裂。
李斯的发言大而无当，没有回答“不为置王，何以镇之”的尖锐问题，而是绕过问题，高谈阔论，力主一律实行郡县制，而秦始皇又是一个极端自负的理想主义者，李斯此言正中其下怀，由此为秦朝的前途埋下了巨大隐患。李斯的表现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思维方式出了问题。绝对化、理想化的思维方式，缺乏系统分析和辩证精神，是一种理性的自负，以此指导实践、处理问题，不仅难以奏效，而且会伤及长远和根本。秦二世而亡，王绾等不幸而言中。悲哉！
2、 有道德优势不一定有博弈优势。秦灭六国，对其王族和贵族并没有大开杀戒，斩草除根，只是剥夺了他们的封地特权，使其成为帝国治下的普通编户齐民。秦统一天下后，对原六国王族和贵族的防范，也仅仅是迁徙六国王族和贵族，或到偏远之地，或到关中咸阳附近而已，真是网漏吞舟之鱼。
亡秦者，首推项梁、项羽，非陈涉、刘邦也。然而无项梁以人脉、威信和智勇，首事聚众，豪杰归附，引领项羽反秦，项羽虽力能杠鼎、才气过人，亦难成大气候。正因为如此，项羽才有机会崭露头角，脱颖而出，并集各路诸侯，败王离，降章邯，终灭秦。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秦始皇的仁慈、宽容与失策，在于以严刑峻法著称的秦朝，却使本应该受到镇压的项梁在社会上款渡如鱼，广聚人气，暗蓄力量，伺机而动。项梁曾经杀人，却能带着项羽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一个危险分子杀人，官府本该揪住不放，趁机除掉祸根，却让他越郡而逃。项梁在吴中更牛，是郡县府上的座上宾，在地方大的徭役征发、丧事祭祀等事情上，也常常被推举为主持，还暗中用兵法那一套安排诸事项，弄得井井有条，人们都认为他很有组织才能，很佩服他。
《史记》载，项梁因罪被栎阳县逮捕，他动用关系网，请托蕲县司法局长曹咎修书一封，与栎县狱椽司马欣，将案子摆平，被无罪开释。项氏一族，是楚国的名门望族，世代领军，有功受封于项，建立封国。秦国东进，楚国后退，项氏一族避锋东迁至泗水下相县。公元前223年，项燕被秦将王翦围困于泗水郡蕲县，兵败自杀。就是这样一个曾经显赫的危险家族的危险人物项梁犯罪后，蕲县司法局长曹咎竟敢接受请托，栎县狱椽司马欣竟敢徇私枉法，致使项梁逍遥法外，这说明朝廷尤其是秦始皇对旧贵族缺少应有的敌对意识，没有严厉的监视、管控、连坐措施，也说明秦国基层法治不彰、吏治腐败严重。对此，王夫之曰：“孰谓秦之法密能胜天下也，项梁有栎阳逮，曹咎书抵司马欣而事得免，其他请托公行，货贿相属而不见于史者，不知凡几也。项梁楚大将军之子，秦之犹忌者，欣一狱椽，驰书而难解，则其他位尊权重者，抑孰与御之，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涂饰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权，倒持于椽吏。”
陈胜吴广起义后，潜水的贵族残余势力迅速浮出水面，聚合各种反秦势力抗击秦军。其中项氏一族，在灭亡秦朝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 抛弃野蛮不等于文明的胜利。翻开秦国的历史，可以看出秦始皇还是比较讲究战争文明的。秦国在很长一个时期，把战俘当作奴隶使用，更有甚者，在长平之战白起坑杀40万赵卒。即使被称为义军首领的项羽也很残暴，屠杀降卒的行径，令人发指。
韩信在评论项羽必败时说：“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慑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 项羽是一个凶狠残暴而又心胸狭小的人。他在攻城略地时，常常烧杀，如“阬襄城”“屠咸阳”“烧夷齐城郭室屋”，曾把齐都临淄至北海广大地区的生灵、房屋烧杀殆尽。又屡屡坑杀降卒，如“阬秦卒二十余万新安城南”，“皆阬田荣降卒”。司马迁也认为“项氏之所阬杀人，以千万数。”还派人击杀义帝于江南。
然而，史书却没有关于秦始皇坑杀俘虏的记载。秦始皇对待俘虏比较文明，不肆杀戮，只是将他们作为罪徒服劳役，这与大肆屠杀降兵降将者，如白起、项羽之流，有着天壤之别。
痛苦虽已减轻，但对痛感却很敏锐。不杀降兵降将，本是战争文明的体现，然而因为降兵降将还是罪徒，所以他们并不感恩戴德，而且通过横向比较，更觉得暴秦究竟还是暴秦，苦痛时时在刺激其反抗之心。秦末烽烟再起，许多罪徒又投入到武装推翻秦朝的洪流之中。
人们对自由的诉求永无止境，正如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所言：“对一个追求自由的人而言，无论他作为囚犯还是监狱的看守，他的一生始终计划着逃跑。”
我们不能苛求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没有自由意识，他能够改变野蛮杀戮降兵降将的做法，就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