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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长大，读的书多了，我明白了当初元元被拐的事，最大的责任不在我。
而且我也听说了，我被拐的根本原因。
说来讽刺，两个儿子被拐时，都是妈妈带着的。
但她的怒火和恐惧只冲着我而来。
江景川也单独来找过我一次，在我上高中的某个周末。
他看起来成熟很多，多了几分局促。
他说的内容和元元的劝解大同小异，无非是妈妈当年如何痛苦，如何不易，希望我能理解，能体谅，能试着放下。
他也对当初在学校带头欺负我道了歉。
听着迟到的道歉，我没有反驳。
等他终于说完，期待地看着我时，我才轻轻开口：“我那时候，才六岁。”
他愣住了。
“你们要求一个六岁的孩子，像一个大人一样，去消化被亲生母亲怨恨的恐惧，去理解她所有的难处。”
“要我体谅一个从未给过我温暖还让我失去一只眼睛的人，还要面对哥哥的敌意。”
“我做不到的。”
江景川的脸瞬间涨红，羞愧和懊悔让他无地自容。
他口中的理解和体谅，对我来说太沉重了。
我被丢六年，被虐待六年，谁来理解我呢？
我一直想问，元元消失三天就被找到了。
为什么没找到我？
我不敢问。
尤其看到和我长相极为相似的江景川时，我心中隐隐有了答案。
有些亲戚的传言或许是真的。
时间如水般流淌，我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学校为我张贴了横幅。
喜讯传回家，爸爸在电话里高兴得声音都提高了八度，元元也兴奋地说与有荣焉。
妈妈小心翼翼地试探，邀请我回家吃顿饭，算是庆祝。
我握着电话，沉默了片刻。
“好。”
我答应了。
晚饭极为丰盛。
元元自然地说着学校里的趣事，爸爸妈妈看着他，眼里是毫无保留的宠溺和笑意。
江景川稳重了很多。
他考得一般，爸妈没说什么。
他时不时回应爸妈的话题，不让话掉地上。
我像一个误入其间的观众。
他们努力找可以和我聊的话题，我也努力回应着他们的询问。
关于大学，关于专业，但所有的对话都浮于表面，像是在进行一场标准的社交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