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先生不仅是学校的老师。
还是北平著名报社的主编。
在大学上学的这些日子，他对我的白话文水平颇为欣赏。
竟然主动问我：「想不想加入他的报社，做一个记者？」
听到这个邀请，我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连忙欣喜地问他：「我真的可以吗？」
他笑笑，举着我的试卷：「我想这全优的试卷，足以证明。」
回家后，我便兴冲冲地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爹。
我爹听了沉默半晌。
「你弟弟还小，你日后得帮衬着家里的。」
听这话的意思，想来是拒绝了。
我焉头巴脑地回屋后唉声叹气了许久，连晚饭都没心情吃。
全是对此的可惜。
但是想了想，我偷偷去他又不知道。
于是又开朗了起来。
第二日一早，还是抱着本子去了报社。
本以为这事能瞒许久。
没想到某日刚下报社的楼，就碰见了我爹。
我哭丧着脸跟着他回家后。
本以为会招来一场责骂。
没想到他却板着个脸给了我一个盒子。
「托朋友从德国带回来的。」
我打开盒子一看，竟然是个小巧的相机。
我开心地抬起头：「谢谢爹。」
他哼了哼：「要做就做点成绩出来。」
我感动地撇撇嘴：「您不是不想我当记者的吗？」
他缓缓坐下，看着我说：「笔杆子也抵三千毛瑟枪。」
是啊，笔杆子也抵三千毛瑟枪。
在报社，我认识了许多人。
他们拿起笔，唤醒了一个个年轻人的热血。
他们说青年人的腰杆要直，才能撑起国家。
他们说身后的辫子剪了，根就该回来了，土地也该回来了。
他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