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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物科技总部那几乎要掀翻天花板的情绪风暴相比，在军用科技总部那更深、戒备更为森严的战略决策中心内，气氛则呈现出一种近乎冰冷的理性。
卡尔·斯特兰奇中校的死讯，确实在内部引发了一阵波动，尤其是在与他共事过的特殊项目部内部。
但这种波动很快就被更宏大、更功利的战略分析所取代。
对于军用科技这样一个脱胎于旧美军工复合体、本质上奉行现实利益至上的庞大实体而言，一个特殊项目部的行动协调人，虽然是经验丰富的得力干将，但其损失可以被纳入“可接受的作战损耗”范畴。
真正牵动最高决策层神经的，并非斯特兰奇个人的命运，而是这次事件背后所清晰折射出的技术层级、行动者的战略意图，以及其中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