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那些被大火焚毁后的日子，像黑白默片般在眼前闪现。
我躺在特护病房里，全身缠满纱布，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痛。
右手腕的疤痕狰狞丑陋，提醒我再也不能拿起手术刀。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的孩子没了。
我得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
心理医生来了又走，药吃了一瓶又一瓶，可我还是想死。
我偷偷藏了安眠药，藏在枕头底下。
我想，等我攒够二十片，就吞下去，去找我的孩子。
就在我数到第十八片的时候，于飞宇来了。
他没有说“你要坚强”，也没有说“会过去的”。
只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我床头。
那是一份援非医疗队的申请表。
他说：“如果你真的想死，可以。但别死在这里，别死在这种地方。”
“跟我去非洲，去战地，去瘟疫区，去救那些因为战争、疾病、饥饿快要死去的孩子。
等你救够了一百个，一千个，如果你还想死，我不拦你。”
我怔怔地看着他。
窗外的阳光落在他脸上，他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残酷的温柔。
“但是喻晴，”他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在你救那些孩子的时候，你也许会明白，你的命，你孩子的命，这世上所有的命，都一样珍贵，也一样脆弱。
该死的是那些制造痛苦的人，不是你，
更不是你那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的孩子。”
那天，我哭了。
从火灾后，我第一次哭出声，哭到撕心裂肺，哭到几乎昏厥。
我撕掉了那份安眠药，填了那份申请表。
于飞宇陪着我复健，半年后，我跟着他去了非洲。
在索马里的枪声里包扎伤员，在刚果的霍乱疫区分发药品，在南苏丹的难民营里接生孩子。
我救了很多孩子，有的活了，有的没救过来。
我哭过，崩溃过，在无数个夜晚被噩梦惊醒，是于飞宇一次次把我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
五年。
在非洲的烈日、暴雨、战火和死亡中，
在那些黑人孩童纯真依赖的眼神里，
在一次次从死神手里抢回生命的搏斗中，
我破碎的灵魂，一点一点，
被他，被那片土地，被那些需要我的人，重新粘合起来。
如果不是于飞宇，我可能早就死在那间病房里，死在那罐冰冷的骨灰前，死在自己的绝望里。
我永远不会有今天，永远不会知道我的儿子还活着。
更不会有勇气站在这里，面对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