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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宴的爷爷，一位固执的老木匠，也是我的唢呐启蒙老师。
他总骂顾宴不学无术，是个“戏子”，却会偷偷把做工赚来的钱塞给我，让我多买点肉给“那两个不争气的东西”补补。
他说：“听澜，你是好样的。咱们这门老手艺，不能丢。”
顾宴总是在一旁笑，他搂着我的肩膀，眼里有星辰大海。
“爷爷，等我们火了，就买个大院子，您住主屋，我和听澜住东厢，许婧住西厢。我天天唱歌给你们听。”
那段日子很苦，但抬头就能看到光。
我们坚信，我们的音乐独一无二，总有一天会被听见。
转机发生在大三那年，一场地下音乐节。我们的表演，吸引了一家国内顶级唱片公司的星探。
可那人找到我们时，却只递给顾宴一张名片。
“你的形象和嗓音都很好，公司想签你。”星探的目光轻蔑地从我和许婧身上扫过，“至于乐队民乐和键盘，太小众了，市场不接受。”
顾宴当场就拒绝了：“我们是一个整体，要签就一起签。”
星探笑了笑，留下一句“想通了随时联系我”，便走了。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一夜没睡。
顾宴坚持要同进退，但我和许婧都明白，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熬了太多年，太需要一个出口了。
我对顾宴说：“你先去。等你站稳了，再回来拉我们一把。”
许婧也在旁边劝：“是啊顾宴，我们不能这么自私，拖累你。”
顾宴红着眼，死死抱着我，在我耳边发誓。
“听澜，你等我。我一定尽快回来，接你和爷爷去过好日子。如果我做不到，就让我这辈子都写不出一首歌，唱不了我们自己的歌！”
我信了。
我把他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临走前，我把我们一起创作的、尚未发布的新歌《人间客》的谱子塞给了他。
“带上它，就当我在陪你。”
他走后，我和许婧继续在地下室排练，等待着他功成名就，回来接我们。
最初，他每天都打电话，说大城市的一切都新奇，也说自己很不适应，很想我们。
我安慰他，鼓励他，把打零工赚来的大部分钱都转给了他，让他别委屈自己。
许婧也说，等她攒够钱，就去北京找他，照顾他生活。
我当时还很感动，觉得我们三人的友谊坚不可摧。
直到两个月后，顾宴的电话越来越少，信息也回得越来越慢。
再后来，许婧也去了北京，然后，她们俩一起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