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很快就发现了这种变化带来的便利。
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让我往东绝不往西。
她开始享受这种绝对的服从，并把它归功于自己的“教育成果”。
“小孩子不听话，打一顿就好了。”
她在巷口跟邻居闲聊时大声说。
“我家那个丫头，以前嘴硬得很，我用针扎了她一次，现在乖得跟猫似的。”
邻居们笑着附和，说孩子就得管教。
有人偷偷看我，眼神里有同情，但没人说话。
在这个老旧的小区里，父母打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不出人命，没人会多管闲事。
张世龙也发现了我的变化。
他变本加厉地欺负我，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再告状了。
我的铅笔被他折断，作业本被他撕掉几页，新买的发卡第二天就出现在垃圾桶里。
我默默承受，重新买，重新写，重新把头发扎好。
妈妈看见时会问一句，张世龙立刻摆出无辜的表情。
“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姐姐自己弄丢了？”
我不说话。
妈妈就当我默认了。
“自己的东西都保管不好，以后能成什么事。”
她这么说，然后转身给张世龙碗里夹了块肉。
“多吃点，你正在长身体。”
爸爸很少参与这些事。
他忙着工作，回家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偶尔瞥见我嘴唇上的疤，会皱皱眉，但什么也不说。
有一次我听见他跟妈妈在卧室里低声说话：
“你那次是不是太过了？”
“过什么？不管严点她能学好？你看她现在多乖，成绩也上去了。”
“但那疤……”
“疤怎么了？又不在脸上，谁看得见。”
声音低下去，后面的话听不清了。
我站在门外，手放在门把上，最终还是没有推开。
那根针扎穿的不仅是我的嘴唇，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某种对家庭的信任，对公平的期待，对“父母总是爱孩子”这种天真信念的最后一根支柱。
它们一起碎了，碎得悄无声息。